香港回归谈判揭秘

        小平震怒：不驻军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

        最后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问题，就是在实行“高度自治”的同时，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权力，当时首先就提出国防、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，不包含在“高度自治”里。既然国防、外交由我们中央掌握，我们就有权驻军。对此，英方又是百般抗拒。

        我们在会场上跟英方斗争的时候，当中出了一个纰漏。大概是1983年5月，香港一位记者在人大开会的时候，找上我们一位不太了解情况的领导。记者问：香港老百姓怕驻军，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？这位领导不经意地回答说：也可以不驻军吧！第二天，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：中国的某某领导人讲香港不必驻军。

        正好小平同志接见香港代表团，会前知道这件事，他很生气。记者退场的时候，他说：等一等！我还有话讲，你们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。驻军是主权的体现，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？英国可以驻军，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，天下有这个道理吗？小平同志震怒了。

        第二天清早一上班，伊文思大使就来电话了，说奉政府之命紧急约见。伊文思说，听说昨天邓主任在人民大会堂说某某先生胡说八道，英方很关注。港英当局很怕这个问题，希望你们中国政府慎重考虑，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。我说：你不要再讲了，我们讲了多次，这是恢复行使主权。国防要中央管，就必须在香港驻军。他说：我是奉政府之命来表示这个态度。我说：你回去就说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，没有谈判的余地！他就灰溜溜地走了，从此不敢再提了。

         在饭桌上向昏昏欲睡的英方团长摊了牌

        1984年4月11日举行第12轮会谈，中英香港谈判开始进入第二个议程，即1997年之前的安排问题。核心问题就是小平同志讲的要保证过渡时期香港的局势稳定。小平同志怕他们在这个期间制造混乱，需要有一个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。

        6月中旬的第16轮谈判结束以后，决定成立一个负责起草正式文件的工作小组。但英方仍不同意在香港设立“中英联合联络小组”。柯利达也有点儿着急，他建议负责香港问题的外交大臣杰弗里·豪再到中国来访问。

        我也考虑，英国的顾虑无非是怕我们干预日常的行政事务。我们把这个机构的任务讲清楚点儿，不干涉香港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，任务主要是根据中英《联合声明》，对涉及平稳过渡的问题研究讨论，作出决定。时间上也还可以照顾一下，给英国人一个面子下台阶。

        向小平同志汇报后，他说：进驻是必须的，名称可以改变，进驻时间早晚也可以松动。

        7月28日，杰弗里·豪这班人马就到了，住在钓鱼台。中午，我安排了一次会见，由我做东，请柯利达、高德年等人吃午餐。那次午餐我就打出这张牌来，我说：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，问题需要早一点解决。我提出，联合小组必须进驻香港，除了明确规定任务之外，进驻的时间可以晚点儿。1984年年底正式签署协议，可以1988年1月1日进驻，到2000年结束。我说：这是中国最后的方案。如果你们还不接受，我们撤回我们的方案，后果你们负责。

        柯利达在回忆录里讲，他坐飞机时差还没有倒回来，吃饭的时候正昏昏欲睡，一听到这个情况猛然惊醒，意识到中国要摊牌了，不能不严肃对待。

        午餐后，柯利达马上向杰弗里·豪和港督尤德等人汇报。杰弗里·豪一听，说：你不要在屋子里谈，屋子里可能有中国安的窃听器。咱们到外边，找个大树底下谈。杰弗里·豪认为这是中国底线，不能再拖延和僵持了。那天下午会谈，柯利达缺席，大概是跑回使馆向伦敦发电报去了。

        结果杰弗里·豪见中国总理的时候说，1988年的1月1日让联合小组进驻香港，时间太早了，再松一松，就7月1日吧。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就让了他半年。这样就达成协议。

        12月17日，杰弗里·豪同撒切尔夫人来到北京钓鱼台，出席中英“联合声明”的正式签字仪式。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说：“协议并不是，也不可能是我们的胜利，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不肯让步，而且在实力上又远远超过我们的大国打交道。”

        1984年10月，美国《时代》周刊说：中英谈判像是一场“双方比赛胆量的战斗，而英国方面首先败退下来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