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愿告别的司徒雷登

　　由于同中共没有官方的联系，司徒雷登决定首先从中国入城部队打开突破口。解放军解放南京的第二天，当华东野战军侦察科长沈鸿毅带领的入城先头部队行进到山西路时，一辆挂着星条旗的吉普车戛然而止，停在了他面前。沈鸿毅还没分出究竟，就被请上了吉普车。开车的美国人用熟练的汉语对他说道：“我是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，我们的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请阁下到大使馆谈一谈。”面对这位美国人的突然邀请，沈鸿毅想，自己并没有接到任何与外国人联络的使命，于是他说：“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美国大使馆，我们只承认你们是侨民。”开车的美国人只好在沈鸿毅指定的地点停下来，悻悻离去。

　　早在林彪的部队进入沈阳时，毛泽东就得到前线部队的汇报：美国驻沈阳的领事馆人员大多没有撤走。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，美国可能改变反对中共的政策。

　　5月3日。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电文，强调：“如果各军对于像外交问题这样重大事件，可以不请示，不报告，各军各地擅自随意处理，则影响所及，至为危险。”毛泽东为各地入城部队制订了保护外侨、处理外交事宜等的12条纪律，显示了对美友好的外交思想。

　　毛泽东知道中美关系的重要性，指令周恩来调派天津外事处处长黄华赶赴南京，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。直到50年后，黄华在接受采访时才一语道破了天机一周恩来在其南下时便有指示：到南京后要准备和司徒雷登接触司徒雷登对黄华很熟悉，司徒雷登从1919年到1946年间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，黄华正是他的学生。

　　5月5日下午，黄华突然接到司徒雷登秘书傅泾波一个电话。几句寒暄之后，傅泾波问；“我什么时候去看你呀？”“明天上午吧。”黄华答道。次日，黄华接见了傅泾波。谈话中，傅首先替司徒雷登申辩说：“司徒雷登在国外被任命为大使，对外交不内行，对国务院不熟悉，加之马歇尔被国民党包围。乃铸成1946年马歇尔调停失败，被调回国的错误，故不能过分责备司徒雷登。”谈话中，傅泾波“不经意间”对黄华传达了这样的信息：这次国民党撤退前，国民党方面希望司徒雷登去广州，而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，就是希望同中共接触，这点已获国务卿艾奇逊同意。直到谈话的最后，傅泾波才说出了最重要的一句话：“你来了，也应该去看看你的校长啊。”

　　是否面见司徒雷登，黄华致电北平请示。毛泽东回电表示：“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，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。”毛泽东还指示，在与司徒雷登谈话时，“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，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，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，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。”

　　遵照毛泽东的指示，黄华在几天后以拜访他的老校长为名与司徒雷登秘密接触，进行了“友善而非正式”的谈话。在这次会谈中，司徒雷登表示：一旦中国新政府成立，美国即会考虑承认问题。交谈持续了两个小时。

　　6月初，黄华与司徒雷登在军管会外事处办公室正式谈判，核心是美国和新中国建交问题。与此同时司徒雷登接到一份由北平转来的重要情报，称中共高层领导在对苏对美方针上产生了“严重的意见分歧”。司徒雷登认为“这是极有希望的努力路线”，他向黄华表示自己愿意北上借访问燕京大学之际，同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会谈。

　　中央得知这一消息后，立即安排燕大校长陆志韦写信致司徒雷登，邀请他北上访问燕大，在那里过70寿辰。6月28日又转达了毛泽东、周恩来欢迎司徒雷登前往北平的信息，但是，司徒雷登坚持先请示国务卿艾奇逊后再北行。司徒雷登在与黄华接触的同时，还请民主派人士向中共领导人转达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的看法，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，不完全亲苏，美国可以一次给新政府50亿美元，接近印度15年所获得的贷款。

　　抱憾终生

　　不料，就在司徒雷登感到建交有望的时候，美国政界两派正激烈争斗，最后美国政府决定将其在亚洲的工作中心放到日本。到了7月2日，司徒雷登收到复电：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。”随后，艾奇逊电令司徒雷登立即回国述职。终于，中美错过了实质性谈判的机会。这样，一次历史上难得的“中美建交”接触便戛然而止。

　　8月2日早晨，司徒雷登登机向中方人员挥手道别，带着遗憾心情飞离南京。在飞机上，他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的《白皮书》，在那里面，司徒雷登完垒成了一个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。而在大洋彼岸的这一侧，毛泽东主席则发表了那篇着名的文章；《别了，司徒雷登》。这位老人再也支撑不住，一下子中风卧床不起。司徒雷登后来批判说，美国在整个中国问题上采取的态度本质上是失败主义。杜鲁门政府从来就没有过一个首尾一致的对华政策。美国采取的杂乱无章和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，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国民党的政权，而他本人，则成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牺牲品。

　　1962年司徒雷登在华盛顿病故，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，时隔46年之后，这一愿望才终于得以实现。

　　有历史学家曾分析道：假如谈判取得实质性突破，则从此中美逐步恢复友好，即把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中美和解提前22年，或者像《纽约时报》的老中国通西摩·托平认为的那样，北京和华盛顿的对话渠道能继续保持，则“很多误解和以后20年亚洲的许多苦难都有可能避免”；即便中美谈判不成功，那么有助于中共在几个月后的中苏谈判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，争取到较好的谈判结果，减少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和控制。无论出现上述哪一种后果，都“既有利于中国，也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”。

　　然而，历史终究不存在假如。